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古往今来，为何“大家都爱汾酒”？******
从古至今，酒都是中国人节礼之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份子。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酒几乎见证了中国人一生中所有重要时刻。作为“中国酒魂”，汾酒始终是中国酒文化的见证者，一脉清香承载了历久弥香的时代记忆和历史记忆。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汾酒发起了一场“大家都爱汾酒”的互动传播活动，开启了消费者与汾酒的双向奔赴。
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汾酒联合网易哒哒共同推出《新年狂想计划·你是什么热爱型人格》H5，与数万网友开启美好心愿，共迎2023。而在春节来临之际，汾酒也将联合抖音平台进一步开展“大家都爱汾酒”抖音挑战赛活动，力邀消费者分享自己与汾酒的岁月往事。据悉，该活动将从1月25日持续至2月6日，参与方式：1月25日到2月6日期间抖音用户搜索#大家都爱汾酒话题，可通过手指比心手势触发“新年萌兔”贴纸，随机抽取“漂亮兔”“发财兔”“幸运兔”“快乐兔”，拍摄成短视频并发布即有机会赢取奖励。希望在春节元宵双节期间，重温汾酒与消费者的甜蜜回忆。
千百年前，汾酒是备受君王宠爱的宫廷御酒
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的同行者、见证者、记录者，汾酒的酿造史延绵千年而未断，从中国最早酿酒器具——小口尖底瓮，到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汾酒一路见证了中国白酒的起源与发展。
产于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的汾酒，早在1500年前就已经是宫廷御酒。只不过当时的它，还被称为“汾清”，在《二十四史》中，武成帝高湛劝饮汾清的故事被认为是汾酒1500年名酒史的最佳例证。而这也不仅是汾酒迄今为止最早、最明确的文字记载，也是中国白酒在史书上的最早记载。
从武成帝高湛缘起，汾酒开启了称雄酒坛千百年的辉煌历史。在唐代，汾酒更是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在起义前选择用陈年汾酒祭祀天地，激励出征勇士，还在重返龙城后再次用汾酒大宴群臣；一代女皇武则天在饮过竹叶青美酒后，即兴作诗“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晚唐诗人杜牧挥笔写下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为汾酒创造了绵延千年而不绝的美誉……
可以说，皇宫贵族、名人雅士们的追捧，构筑了汾酒长达1500年的名酒史，也成为“大家都爱汾酒”的最早起源。
百余年前，汾酒是畅销中外的中国名酒
汾酒从“旧时王谢”飞入“寻常百姓家”，可能要再往后细数百年。历经宋、元、明、清几代传承与发展，汾酒确立了“清蒸二次清”，“固态地缸分离发酵”的酿造工艺，也就是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
依靠这一技术，汾酒人酿造出了在1915年一举夺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国际甲等大奖章的山西汾酒。由此，汾酒声名从中国传至海外，再次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名酒时代。
在1952年的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上，经过上层人物钟爱、解放前全国市场及百姓口碑、风格纯正和品质稳定性及悠久传奇的历史文化等“四大影响力”考核，汾酒成功被评为四大名酒之一。而后，在历届中国名酒评比中，汾酒均蝉联该称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
从1952年至今，逐步累积的市场口碑、经久不变的酿造工艺、愈加深厚的历史底蕴，不断为汾酒的发展筑起了牢固的护城河，让汾酒成为一代又一代消费者心中无可替代的存在。
这个春节，汾酒希望借助一场“大家都爱汾酒”的互动活动，号召消费者勇敢示爱，积极讲述属于自己与汾酒的故事、热爱汾酒的理由，希望以此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共同创造出属于彼此的新春回忆。
关于汾酒，你又有着怎样的记忆呢？(来源：中国新闻社微信公众号)
东西问丨郝亚明：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中新社天津1月15日电 题：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专访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 作者 张少宣 孙玲玲  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历经三年，站在现今人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的时间点上回望过去，在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言行仍不时出现。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任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针对新冠疫情，西方的一些种族主义言论和作为，对全球抗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郝亚明：首先，歪曲事实，不利于世界各国科学应对疫情。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奇谈怪论就暴露其“种族优势论”的惯性思维——给病毒和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妄称为“黄种人的病”“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免疫系统”。 有学者分析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疫情早期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的产物，这些种族主义论调既对科学界严肃认真地认识新冠病毒产生干扰，也导致不少国家未能科学及时防控新冠病毒。 其次，破坏互信，不利于世界各国团结应对疫情。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国际竞争、国内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肆意将疫情源头、疫情应对、疫情责任政治化，极大破坏了全人类携手应对新冠病毒的国际氛围。 少数西方国家官员及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全球合作，延缓了动员全球资源应对病毒的努力，最终使得世界各国付出惨重的健康和生命代价。 第三，以邻为壑，不利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疫情。疫情早期，西方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疫物资争夺战，频繁引发外交事件。如瑞士的抗疫物资多次被邻国截取；德国、意大利、法国彼此间因截留过境医疗物资不断引发纠纷；美国在海外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向已签署医疗用品购买协议的买家发货；欧美国家囤积大量疫苗以致过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陷入疫苗严重短缺的境地。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8日，旅客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到达区域。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中新社记者：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民族主义现象？ 郝亚明：民族主义表达的意涵大致有两个，一是赋予某一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以增进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中的“民族”对应的是英文“nation”，意指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是民族国家，而非中文中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实质是对本民族国家地位与利益进行关切的思想状况、理论学说和政治行动。与被贴上邪恶标签的种族主义不同，在民族主义性质判定上人们存在着一些争议。尽管从学界到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负面去评价民族主义，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 广义而言，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人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最为坚实的依靠，是一个民族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屋顶和生存空间。在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各民族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凝聚力量、汇集资源、鼓舞信心抗击病毒，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7日，英国多佛港，往返于英法之间的车辆在入口处排队等候。中新社记者：面对新冠疫情，温和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度”应该如何把握其分寸？ 郝亚明：要系统透视新冠疫情中温和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划分，在于国家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关系时“度”的把握。 可以将温和民族主义界定为“在维护本国利益优先的过程中并无主观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这些将本国利益置于至高地位的政策的初衷更是自保，其目的在于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措施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 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指的是在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之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公民对等权利的行为，或者说是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以优先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行为。 面对疫情，极端民族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一是少数国家以各种手段或借口拦截抢夺他国紧急抗疫物资。二是少数政客、媒体、组织恶意将本国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等行径，除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性操弄等特征，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的具体表现。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 郝亚明：2020年3月24日，十位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主席敦促各国领导人，确保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种族主义、仇外心理，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时至今日，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依旧未能消散，一些新的情绪甚至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这很危险。 一方面，数十年全球化进程已促使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高度关联，疫情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堪称史无前例，催生了恐慌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调整等的现实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要克服狭隘性与排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似乎已成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整体，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强调的则是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划分。  2023年1月8日，一批在越务工的中方人员经东兴口岸回国。翟李强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郝亚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就是协商共建、互利共享，只有合作共赢才能确保全人类拥有光明的前途。基于此，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能源合作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各国福祉相互依存。未知病毒最终证明着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与病毒的斗争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战役。若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场疫情中世界各国或会付出更为惨重的生命健康代价。(完) 受访者简介：  郝亚明，法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学科首席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和民族政治学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研究领域涵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美国种族问题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十余项。多年持续参与中央部委的咨政工作，承担研究课题多项，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获高层肯定。
|
)